本帖最后由 andar 于 2014-1-22 21:23 编辑
美媒：中国商人爱内斗缺诚信 点名批马云、陈光标、王健林
2014-1-22 8:48:00 彭博商业周刊
撰文/Cay Adkins（美国大学教授）
据报道，这段时间，在美国媒体和社交网络中，罗德曼和陈光标绝对处在各种非议的中心。前者面对媒体采访，信口开河谈论他与北朝鲜的各种瓜葛，甚至当众暴怒;后者高调宣布收购《纽约时报》，却连股东的影都没见到，还继续宣称要买《华尔街日报》或CNN等美国媒体，让见怪不怪的美国人都几乎惊掉下巴。
在美国人眼里，中国商人常是冒险有余但务实不足，陈光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美国的所作所为，让所有人都无法把他当成一个严肃的商人。采访过陈光标的美国网站《商业内幕》的记者甚至开玩笑说，他只要把发型稍改一下，就可以冒充美国的马戏团杂耍派商人DonaldTrump了。
几个星期前绝大多数美国人还不知道陈光标是谁，但他借收购《纽约时报》的噱头，成功上位，在美国得到了一定的知名度，哪怕是负面的。这位试图抢滩美国市场的中国商人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结构极其缺乏了解。姑且不说那身不合场面的绿色西装、极尽夸大之词的名片，只说他以为购买《纽约时报》就能重塑其“真实性和影响力”的想法，就显得太不了解美国媒体。媒体大亨默多克在收购《华尔街日报》时，曾被董事会要求做出不干涉新闻操作的允诺，他可以对报纸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但具体的操作还需依靠董事会和市场的反应。
另一个让美国人跌眼球的是中国商人的特权心理和由此引发的对法律的不尊重。马云企图以合伙人制度控制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就是一个例子。如果陈光标因自身背景，缺乏对美国文化的了解，还情有可原，学英语出身，和美国打交道多年的马云就没有这个借口了。
2005年，马云为缓解阿里巴巴的资金困境，让雅虎以10亿美元加上雅虎中国的资产获得了阿里巴巴39%的股份，但不久马云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很可能因此失去公司控制权。于是，马云采取了各种不寻常的方式试图“赎身”。如2011年曾绕开董事会，擅自将支付宝从阿里巴巴集团剥离，这让他一度遭遇在美国被起诉的困境。为了成功地以他设计的合伙人制度控制公司并在香港或美国上市，他不惜隔空喊话，完全不顾这种合伙人制度不过是设立在阿里巴巴的注册地开曼群岛的一种特殊管理条款，算不上法律意义上的合伙制，更不说淘宝假货和水货泛滥，根本经不起美国证监会的细查。马云所设想的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的方式，不过是对美国法律的一种无视。
崇尚内斗、缺乏诚信是美国人对中国商人的另一个评价。当陈光标被记者问及他的慈善动机是否是中国很多人所说的“做秀”时，他马上解释这是他的一种策略，借以逼迫其他的中国富商捐献财富。陈光标还不忘揭其他人之短：“我和其他中国富人不一样，我不喝酒不抽烟不赌博，由于我的成功和高调，近些年中国的政府官员和富人不喜欢我。”
另一个例子是王健林。在高调收购美国第二大院线AMC以后，王健林在美国的影视产业有了“发言权”，他频频在媒体上曝光，打的字眼是“新一代中国首富”。据《商业周刊/中文版》文章，王健林曾通过美国梦工厂的创始人卡森伯格牵线，要约妮可·基德曼和汤姆·克鲁斯见一见，可是王健林自己却迟到了将近一小时。中间人卡森伯格的脸上挂不住，问王健林原因，王的回答是，“我的私人飞机(privatejet)停得太远!”大概是将私人飞机强调得太过，让人家卡森伯格不动声色地来了一句，“是么?我的私人飞机们(privatejets)也没有停得很近。”言下之意，私人飞机有那么了不起吗，很不幸，王健林炫富失败。
在美国人眼中，浮华、厚黑和严重的投机心理是中国商人身上存在的普遍问题，从当年进口到美国的低劣汽车轮胎、有毒油漆，到不久前美国证监会调查的中国审计公司作假等，中国商人的信誉一直是一个软肋。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陈光标近年来一直在不断炮制各种令公众哗然的新闻，浮华的公益事业如是，这次收购《纽约时报》的炒作亦如是，而他的每一次炒作都有着很严重的投机性。
美国人并不傻，知道陈光标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赚眼球和打知名度，目标是为承揽旧金山大桥的拆除业务造势。他在宣传自己能用绿色方式拆旧金山大桥时，也没忘记一贯的做派，声称会把所获利润全部捐赠慈善机构，其中60%将是在美国国内的慈善团体。
其实中国商人身上的很多优点被美国人欣赏，比如陈光标的敢于推销自己、马云的坚持、王健林的实干和他们共同的吃苦精神等。但处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商人也是非常尴尬的，纵向上看，五千年“重农抑商”的传统没给他们留下精神世界的根;从横向上看，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让他们一夜崛起，但涉及到管理思想和企业文化却无先迹可循。这让中国商人在踏入美国后常常会无所适从，做出短期行为，让自己的行动和决策显得稚嫩而缺乏安身立命之本。当然要改变这种现象也不是一两天的事，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开始拥有西方教育、工作的背景，这是很好的起点，相信会有越来越多学贯中西的优秀中国商人崛起，到那个时候美国人对中国商人的印象一定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本帖最后由 andar 于 2014-1-22 20:46 编辑
评论：
一夜暴富后，
教养跟不上。
无耻你赛我，
诚信去他娘。
andar 发表于 2014-1-16 09:16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国务院新规难破影子银行监管迷雾
徐高（本文作者徐高是光大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北京大学经济学 ...
2014年中国经济变数何在
徐高
2014/01/2107:15:13
去年这个时候，笔者曾撰文预估了2013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六大变数。事后来看，文中所罗列的国内政策放松力度、房地产调控、影子银行监管、国内稳增长政策退出压力、美国QE的退出、日本的“安倍经济学”确实是去年宏观经济最大不确定性所在。
新一年中，中国经济变数仍在，但已与去年有所不同。一方面，经过2013年的实践，新一届领导的宏观政策思路变得更加实际而稳健，政策表述也更加清晰，令2014年国内宏观政策的整体不确定性较去年下降。同时，发达经济体的持续复苏也为中国营造了一个更加平稳的外需环境。
但一方面，在国内利率市场化改革快速推进（甚至可以说是过快推进）的过程中，金融监管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猫鼠博弈进一步升级。金融创新让监管者对金融市场运行的行政掌控力下降，反过来又促使监管者出台更加严厉的措施来控制金融活动，从而令金融市场乱象纷呈。这一局面在2014年仍将延续，将会给金融体系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带来巨大风险。在笔者所预估的2014年几大变数之中，前三个均与之相关。
接下来，笔者将按照自己的认知和偏好，从2014年中国经济的种种不确定性所在中挑出四大四小共八个变数。它们都正在或将会给资本市场带来明显影响。
变数之一：信用事件
所谓信用事件，就是金融合约的某相关方无法按照合约规定完成向其他方的支付。简单来说，就是某人赖账了。就算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中，信用事件也无法避免。事实上，信用事件的存在反过来会促使市场参与者注重风险，客观上起到了强化市场纪律的作用。
但中国金融市场在过去几年的快速发展中，却没有发生一例真正意义上的信用事件。从2006年的福禧事件，到2011年的云城投，再到2012年的山东海龙、2013年的超日债，虽然信用风波不断，但最后都在政府的帮助下实现了兑付。这并不代表中国金融体系运行稳健。恰恰相反，它反映的是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与扭曲。实体经济中相当部分的资金需求方（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微观回报率很差，所以政府不得不显性或隐性地介入，避免它们发生信用事件，以免打击投资者的信心，进而让这些需求方资金来源枯竭。这虽然避免了信用事件的发生，但同时也让投资者形成了金融资产“刚性兑付”的预期，弱化了各方控制风险的动机。
面对这种局面，有人认为政府要放任局部性的信用事件发生，从而重塑市场纪律。这种思路看似有些道理，但恰恰是2014年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所在。目前，建立在“刚性兑付”预期之上的资产已经种类繁多、规模庞大──银行理财、信托、城投债均包含在内，总规模早已超过10万亿元。如果没有“刚性兑付”的信念，仅凭这些资产所对应的投资项目的微薄回报，将不会对投资者产生什么吸引力。换言之，没有了“刚性兑付”的信念，这些资产都将是投资者抛弃的对象。而要证伪“刚性兑付”，一个反例就足够了。所以，中国一旦有信用事件发生，动摇的将是数量庞大的金融资产的根基，其影响绝对不会仅仅局限于局部。支撑整个金融市场的潜在信念被证伪，必然带来金融体系的整体崩塌，重现雷曼倒闭后美国金融市场的危机状况。
当然，目前的状况也绝非最优。“刚性兑付”信念的存在，会继续导致道德风险在市场中蔓延。但鉴于摧毁这种信念将带来严重后果，政府在处理时也会投鼠忌器，力求找到一个艰难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决策者是否会低估信用事件爆发的后果，像雷曼倒闭之前的美联储那样误判形势，最终导致危机的爆发，是2014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变数。
变数之二：资金价格
过去几年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快速推进给中国货币当局自身带来了不小麻烦。资金价格的上扬和波动就是一个表现。在2014年，资金价格将像去年下半年那样，继续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两处：一是资金价格自身的走势；二是资金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利率市场化改革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监管者通过传统行政手段调控货币投放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实体经济资金需求主体又并未建立起对资金价格的敏感性，导致央行仅凭利率手段无法控制住货币总量。因此，从2013年6月开始，央行又重回数量调控的老路。只不过这个数量控制更多作用于银行间市场这一流动性源头之上。于是，银行间市场就从“钱荒”之前的利率稳定变成了之后的数量受限、利率波动。可以预期，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的这种紧平衡在2014年还会延续。而在流动性偏紧的预期之下，在节前、季末这些关键时点，金融机构之间资金拆借意愿将会下降，导致资金面内生性收紧，进而引发资金价格的大幅攀升。尽管笔者相信如去年“钱荒”那样极端的情况不会再次发生，但资金价格的不确定性应该持续处于高位。
较高的资金价格对实体经济会有一定的紧缩效应，对民营经济尤其如此。较高的资金价格一方面会增加民营企业的财务成本，恶化其经营效益，另一方面又会抑制其资金需求，进而削弱其活力。而与政府相关的资金需求方（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政策性银行）则在高利率环境下仍然能保持较为旺盛的资金需求。这样就事实上形成了国有资金需求对民间资金需求的挤出，令本应是利率市场化受益者的民间经济反受其害。同时，经济增长则更加依赖国有经济，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增长的势头也更加依赖政策推动，从而呈现出更加波动的局面。而民营经济在高利率重压之下还能维持多久，也存在较大变数。
变数之三：地方政府债务处理
地方政府债务是近年来各界一直高度关注的问题。2014年，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引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不恰当的地方债处理方式则有可能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去年年末，审计署公布了最新的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占GDP比重不到40%。就算加上或有债务，地方政府的总债务也只有17.9万亿。这虽然大大高于2010年审计出来的10.7万亿，但总体风险仍然可控。
地方政府债务真正的问题在于不恰当的融资方式所造成的资金来源和投资项目性质之间的错配，以及随之而来的收益率倒挂。根据审计署的数据，地方政府债务资金中有72%投向市政、交通、环保、科教文卫等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具有公益性，虽然社会效益可观，但其微观回报率却并不高。这些投资项目本该由中央财政资金负担，但最终却被推给了财政收入本就不足的地方政府。为此，地方政府只好通过设立企业（融资平台公司）的形式从金融市场来为期获取融资。这样，形成了民间资金修基建项目的格局。前者看重的是微观回报率，而后者着眼社会效益。资金来源和投资项目在性质上的错配导致了微观层面收益率的倒挂──项目投资回报率甚至覆盖不了资金所需回报。这让地方政府债务显得不可持续。
所以地方政府债务真正的问题所在，不是政府不应借债来做投资项目，也不是政府做的这些投资项目不好，而是政府目前所采用的融资方式不恰当。如果用中央财政发国债的方式来为基建融资，那么一来融资成本会大为下降（国债利率要大大低于地方政府债的利率），二来资金和项目在性质上的错配也可消除──政府的收入来自整个社会，基建项目的社会效应也包含在内。这样，站在政府层面算大账，基建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将足以覆盖资金成本，收益率倒挂将不复存在，债务可持续性就更加不会有问题。
不过，决策者的思路似乎还没有转过来，应对地方债的主要思路还是堵──用各种方式限制地方政府发债。但基建投资在短期稳增长、长期增强经济增长潜力方面的功劳不能抹杀，基建投资合理的融资需求也需要满足。在这样的背景下，仅仅采取堵的办法，要么将迫使地方政府采用成本或风险更高的方式来寻求融资，要么会导致基建投资因为资金来源枯竭而滑坡，进而引发经济增长“硬着陆”。无论哪种后果，都会比目前更差，在经济层面产生更大不确定性。
变数之四：美国QE退出
2014年全球经济预计会在美国的引领下温和走强，表现出比去年更稳定的局面。在这个大环境中，美联储QE3的退出过程将是全球经济最大变数所在。
在2013年12月17日召开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决定在2014年1月缩减100亿美元的购债规模，从而开启了QE3的退出进程。市场普遍相信，联储会在之后的每次议息会议上都削减100亿的购债规模。这样算起来，大概在今年年内QE3就会完全结束。在去年，QE3的退出预期就曾大幅搅动全球金融市场。今年QE3的实际退出过程也应该会伴随不小变数。
QE3退出会在两方面带来不确定性。其一是美国经济的增长动能。从去年至今，美国经济表现出了持续复苏的态势。目前市场主流预期2014年美国GDP增速会加快到2.6%，比2013年整整高出一个百分点。在美国的此轮复苏之中，房地产和居民消费是两大引擎。但这两大引擎又都与QE3直接相关。这二者的复苏力量中有多少属于其内生的动能，又有多少要归功于QE3的外在推动，就连联储自己也无法精确判断。如果复苏势头大部分建立在QE3之上，那么QE3退出自然会釜底抽薪地让美国经济冷却。
我们不应忘记，在2011年初QE2尚在进行之时，美国也曾表现出明显的复苏态势。但随着QE2在当年6月结束，美国经济急转直下，预期之中的“复苏之夏”最终变成了“二次探底”。QE3是否会重蹈QE2的覆辙，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如果美国这个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在QE3退出的过程中熄火，那么中国经济的前景就会暗淡不少。
QE3退出带来的第二点不确定性在于其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扰动。去年二季度，QE3退出预期的急剧升温导致了资金从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回撤美国。中国去年6月的钱荒就是被其所触发。而如印度、印尼这样有大量外部赤字的国家则在资本流出中碰到了危机，货币和股市暴跌。相比半年前，现在市场对QE3退出的准备已经更加充分，从去年年末至今，国际金融市场并未像去年年中那样发生急剧变化。但是随着QE3的逐步结束，市场对美联储收缩资产负债表和加息的预期应该会快速上升，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动荡。在这个过程中，联储那怕轻微的暗示都有可能在全球金融市场掀起轩然大波，进而冲击中国金融市场。
其他变数
以上列出了2014年中国经济存在的四大变数。当然，今年的不确定性不仅局限于此。其他一些变数可能不确定性没有前述四个那么高，又或者影响没有那么大，但同样值得关注。
其一，政府稳增长政策。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国内稳增长政策的收放是短期经济增长波动的主导因素。去年三季度经济增速的小幅回升就是建立在稳增长政策的又一次发力之上。过去半年，政府已经多次重申了稳增长的重要性。李克强总理也提出了“下限论”，并公开提出7.2%的GDP增速是就业市场保持稳定的必要条件。这让各方相信，政府心中是有增长底线的，而这个底线就是7.5%的GDP增速。当增速下滑到这个底线附近时，稳增长政策就会加码来托底经济增长。不过，政府会视经济增长的状况，相机决定稳增长政策的收放。这意味着相关政策推出和回撤的时点都存在不确定性。
其二，房地产调控。新一届领导似乎有意识地降低了地产调控的声调。在中央层面的会议和文件中，地产调控的笔墨明显少于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地产调控和房价上涨之间的拉锯战已经结束。房价一旦呈现加速上涨的态势，地产调控必然会再次收紧。从去年下半年至今，全国房价的月环比涨幅已经逐步收窄（尽管涨幅仍然是正的）。因此，未来几个月地产调控加码的可能性不大，甚至还存在调控政策小幅弱化的可能。不过，一旦房价上涨再次出现明显加速的迹象，地产调控的压力又会重新加大。
其三，财政政策。在2013年“积极财政”的基调之下，财政政策的实际运行结果却是一点也不积极。2013年全年财政收入增速已下滑到10%附近，创下了次贷危机之后的最低值。但同时财政存款却有超过20%的增长，为过去两年多来的最高（在上次财政存款录得如此高增速时，财政收入增长还处在40%的高位）。这反过来说明了2013年财政支出的紧缩。这不仅与“逆周期行事”的现代财政政策理念相差甚远，甚至连李克强总理最近一直所要求的“盘活存量”也算不上（因为财政存量正在快速增加）。在2014年，财政政策是继续维持这种紧缩的态势，还是走向事实上的“积极”，是一个不小的变数。
其四，新兴市场。曾经是全球投资者追捧对象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在褪去光环。中国经济减速降低了全球对大宗商品的需求，让资源输出型的新兴市场国家增长难以为继。此外，不少新兴市场经济体拥有大额外部和财政赤字，让其在全球经济的波动中显得愈加脆弱──去年QE退出预期所引发的资本流出就曾让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遭受重创。今年，美联储QE3正在逐步退出，再加上一些重要新兴市场经济体还面临大选，有政治方面的变数，这都让新兴市场成为了今年全球经济中又一个重要变数。
结语
次贷危机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危机令经济内生增长动能大受打击，也迫使全球各国政府出台大规模政策来稳定局面，从而越来越深地介入了经济活动之中。这样，经济增长与宏观政策之间形成了耦合──经济增长决定宏观政策，宏观政策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危机之前建立在经济内生动力之上的大趋势，为后危机时代宏观政策相机决策所带来的高频小波动所取代。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相比危机之前明显下降。
在这样的格局中，不变是相对的，变化才是绝对的。建立在宏观政策之上的经济局面会反过来改变宏观政策本身（比如，稳增长政策在推动经济向好的同时，也会降低稳增长政策存在的必要性）。换言之，经济趋势会内生出改变趋势的力量。因此，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没有大趋势，只有小波动。而且波动的频率还有逐步加快的迹象。
面对这样的局面，投资者不宜将短期趋势做线性外延。不要因为经济增长短期下行就过于悲观，因为经济下行也意味着稳增长政策出台的几率在增大。同样，也不要因为经济增长短期上扬就太过乐观──建立在政策之上的上行趋势注定是短暂的。在这样的市场中，未雨绸缪，预先把握可能会出现的变数并做好准备，比跟随短期趋势更为重要。（本文作者徐高是光大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瑞银证券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兼职经济学家及研究助理等职。他目前还是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习式反腐如何成为常态？文扬香港中国力研究中心副主任2014年01月22日 新加坡联合早报
***上台后所展开的反腐行动，无论在气势和力度上，还是在规模和效果上，都为改革开放以来所未见。一年时间里，近两万名各级官员因违反党纪国法而受到惩处，如此“壮士断臂”，举世震惊。随着成群的“老虎”和“苍蝇”被打，连最苛刻的批评者，也不能认为这是在“装装样子”、“做做表面文章”了。很多评论者都承认，其成效已经“超出了社会预期”。但这一场习式反腐显然并不满足于一般的“给人民一个交代” 、“努力取得人民群众比较满意的进展和成效”，而是另有所图。新年刚过，社会预期又被调高，在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要 “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这就是说，一场更大的反腐风暴正在掀起，官员落马的规模和速度将更加惊人，果真如此的话，可以预计，2014年的反腐，将会以更快的速度接近更大的目标。那么，习式反腐行动更大的目标是什么呢？人们通常认为就是制度建设，通过体制改革，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批评中国政治体制的人们，通常将中国官场普遍的贪腐视为是制度性的痼疾：由于权大于法、政治高于法律，所以官员的权力不受制约，官员在个人经济理性的驱动下，将公权力滥用于谋私，滑向了贪腐。这一批评是对的，**产党自身也承认。***多次强调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坚持促进权力规范运行，强化监督”，也说过要加强民主与法治。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权力被用于腐败，权力也被用于反腐败；人治导致了腐败，人治也保障了反腐败。一年来轰轰烈烈的习式反腐恰恰说明，在当前的历史阶段，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要推动体制改革、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依靠最高权力、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手段自上而下的进行。可以说，若没 有来自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意志和勇气，没有一系列的人事安排和工作部署，没有党内一整套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短短一年时间取得如此大的反腐成效、一举摆脱多年来越反越腐的困境，不太可能。而这些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却都是政治，不是制度。众所周知，习式反腐所依仗的政治资源，甚至还包括了“红二代”出身这一血缘因素，正是这一因素赋予了反腐以更强的政治性——从贪腐份子们手中夺回“我们的”江山。古老的原则顽强有力地起着作用，不可替代。这是中国现阶段的现实：大的问题，必须由强有力的政治人物通过强有力的政治行动来解决。人们惊喜地看到，习式反腐正是一场政治强攻，在泰山压顶般的攻势下，大小***们多年营造起来的堡垒土崩瓦解。事情明摆着：仅仅依靠法治，做不到这个地步。然而，成也政治，败也政治。***个人的背景和风格、目前的地位和影响，决定了这场政治强攻的力度，但如果换了别人，没有了类似的背景和风格，将会怎样呢？中国的反腐就进行不下去了？***执掌最高权力最多十年，十年后的中国，一切都死灰复燃？如果承认习式反腐就是政治，不是制度，那么就要直面这个问题。***如何将目前这一场政治运动性质的反腐常态化为一种长效机制？如何在充分利用政治优势的同时，又让这种优势不因人而异、能够代代相承？我相信，这就是习式反腐的深远目标。他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与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在推动改革时面对的问题类似：邓推动改革也是靠强人政治，也缺乏制度保障，也担心其他人不能坚持下去。邓小平采取的方法，就是把改革推到不可逆的程度，到那时候如果谁要反对改革，人民就会起来反对他。这是邓小平为改革的持续推进所设置的最大保险。有理由相信，***的反腐也将是类似的做法：将反腐运动推到不可逆的程度，推到一旦停止反腐或反腐不力，人民就会起来反对的程度，这也将是***为反腐的常态化所设置的最大保险。这属于中国政治特有的创新。邓所启动的改革，在他去世后历经数届领导人几十年时间，直到今天仍在不断深化、全面深化，保障了中国社会连续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如今，在改革大业的基础上，***又开创了反腐大业，并使之成为不可逆转、不容停止、谁不反腐谁下台的常态化事业。对此，人们有理由保持乐观。
提要：一年来轰轰烈烈的习式反腐恰恰说明，在当前的历史阶段，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要推动体制改革、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依靠最高权力、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手段自上而下的进行。
评论：果如作者的期待？果如邓后新权威？果如经国先生乎？边走边看了
本帖最后由 andar 于 2014-1-23 08:51 编辑
andar 发表于 2014-1-22 18:57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截至目前，中国的产出法季度GDP统计决定了季度计量经济模型存在先天缺陷。没有支出法季度GDP统计序列 ...
也是因为没有季度支出法GDP统计，目前在中国运行的季度中国计量经济模型均无法通过“储蓄～投资”缺口作为决定利率的核心变量，从而最终实现利用“潜在GDP或总供给～总需求”、“储蓄～投资”两大缺口分别决定通胀率、利率的理论要求，最后完整地闭合（close）模型。
换句话说吧，目前在大陆运行的所有产出法季度计量经济模型本质上就是多个独立单方程外推的杂烩、乱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计量经济模型。
这是在中国从事季度计量经济模型工作的人们特别需要注意的。
本帖最后由 andar 于 2014-1-23 11:41 编辑
令人担忧的是，不去及时修正季度甚至年度经济增长数据，也许会距离相关真相很远。
关于未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我只能说，它不仅与两国相对通胀率、两国经济增长、两国贸易-服务-投资差额密切相关，也与其他国家汇率、经济波动、资本流动关联，还与地缘政治、军事密息息关联，是复杂的多者经济政治军事博弈，而非简单两者经济博弈。边走边看吧。
关于热钱，线索的清理当然重要，也值得欣赏，但更为重要的是，须再进一步，沿着每条重要线索去尽量寻找数据支持，否则，只能疑论，终难定论。
关于热钱总量波动，我倒是一直有自己的模型，并长期跟踪。上个图，或可参考吧。参考吧。
EXCEL图太大，发不了，那就发些2010--2013的季度数据吧
时间 净热钱流入/流出 单位：亿美元
10q199.5
10q2(620.4)
10q31054.8
10q41045.1
11q11677.0
11q2757.6
11q3(844.0)
11q4(979.5)
12q1932.1
12q2(1634.2)
12q3(586.2)
12q4(850.5)
13q1576.4
13q2(437.5)
13q3778.0
13q4245.5
注：（）中红的数据表示净流出额
andar 发表于 2014-1-21 21:29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2014年 01月 21日 11:16
来自一名投资先驱的新警告
关于趋势的感觉也许是对的，也许还有别的可能性，如台湾的例子。
即便趋势判断无误，但问题的难点是时点，当心两者的区别很重要。大师说过，“在复杂的系统中，动力是可以预测的，而时机则不然，就好比在沙堆上一次添一粒沙子， 不知道沙堆何时会倒塌，只知道它最终肯定会倒塌。”
有人也许二十多年前、三十过年前甚至像波普尔、哈涅克那样的大师早在上个世纪中叶就把结果或趋势预测清楚了。剩下的关键在时机。因为，在大限到来前的相当长时间内，还是存在有诸多机会可以把握的。
再说了，如果出现台湾的可能，与波普尔、哈涅克上世纪中叶的预测也是相容的。
到底如何，还要边走边看。
关于货币市场波动，我看到的真相是，去年同业市场三次显著波动无一例外都是中央银行对影子银行及其背后的融资方主动实施的三次警告性测试的结果，而与国际资本流动或阴谋论关联不大。
面临来自地方政府十多年来不断通过不动产“黑洞”渐欲绑架金融业、家庭和国家未来的“滚雪球式”威胁与风险，央行对各攸关方出手进行警告性测试，是时候了。
2014年 01月 23日 12:20
汇丰PMI预览值显示中国制造业萎缩
http://cn.wsj.com/photo/BN-BF048_cecon0_G_20140122213334.jpgReuters
广东虎门一家制衣厂正在打哈欠的工人。
中
国经济今年开局走弱，衡量中国制造业活动水平的一项指标初值滑落至六个月低点。
汇丰(HSBC)中国1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预览值较去年12月下滑，这表明去年最后一个季度中国经济动能减弱的趋势或延续到新的一年。
根据汇丰控股有限公司(HSBC Holdings PLC, 简称：汇丰控股) 与金融数据提供商Markit周四公布的数据，中国1月份的PMI预览值降至49.6，去年12月为50.5。若该数据低于50，则意味着制造业活动较前月萎缩；若数据高于50，则意味着扩张。
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的经济学家姚炜表示，上述数据显示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已大幅放缓。尽管可能存在一些季节性因素的影响，但趋势是明显的。
中国去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速较上年同期增长7.7%，增速小幅放缓，同时也低于去年第三季度7.8%增速。
野村(Nomura)的经济学家Wendy Chen称，她预计经济增速将维持下行趋势。
她表示，上述数据基本符合野村的预期，即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野村预计，中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速将放慢至7.5%，第二季度的增速将进一步降至7.1%。
其他数据也显示出中国制造业增长放缓的状况。去年12月，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增幅从11月的10%放慢至9.7%，显示工业增速呈下行趋势。
不过中国的决策者们对经济增长的放缓并不是很担心，他们表示希望重点解决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即让经济摆脱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但决策者们也表示，必须确保有足够的新增就业，并将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中国政府去年重申了每年创造1,000万个就业岗位的目标。
这意味着，即便经济以较为温和的速度增长，决策者依然有把握实现更为长远的发展目标。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要保证新增就业1,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左右，需要7.2%的经济增长。他表示，之所以要保增长，说到底就是为了保就业。
汇丰的数据显示该调查涉及的领域大多表现疲软，新订单、新出口订单和就业分类指数均出现下降。产出指数上升，但升幅不及前月。
一些经济学家表示，现在是政府推出更多投资项目并放松货币政策的时候了。
瑞穗证券(Mizuho Securities)的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需要看到政府所说的“积极财政政策”真正变得积极。
沈建光表示，中国银行间市场利率上升已开始对企业，尤其是对中小民营企业的借贷成本产生影响。中国的银行业通过银行间市场的资金拆借来满足每日流动性需求。
他还表示，利率一直在上升，中小企业已感到受了影响。
汇丰的调查覆盖了很多中小企业，而定于2月1日公布的中国官方制造业活动指数则覆盖了更多大型国有企业。
汇丰制造业PMI预览指数是根据每月采购经理人问卷反馈总样本量的85%-90%为依据编制的，于PMI终值发布前一周左右公布。
William Kazer
（更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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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那可不一定就意味着出现了短期下行趋势，春节“漂移”因素、季节因素常常导致年初两个月甚至前三月经济数据“异常”，还要二月份数据出来后再做结论吧。
本帖最后由 andar 于 2014-1-23 20:48 编辑
2014年01月23日 07:30 AM
精英失败危及世界未来
英国《金融时报》 马丁·沃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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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将在2014年纪念一战爆发100周年。一战开启了持续三十年之久的残暴和愚蠢，摧毁了20世纪初欧洲文明取得的大部分成就。最后，正如邱吉尔(Churchill)在1940年6月所预言的那样，“新世界以其全部力量和能力”，不得不挺身而出，“拯救并解放旧世界”。欧洲的政治、经济和学术精英的失败，带来了这场1914年至1945年间降临到欧洲民众头上的大灾难。他们的无知和偏见使灾难得以发生：错误的思想和邪恶的价值观大行其道。其中包括早已过时的观点，即帝国是伟大和有利可图的，战争是光荣和可控的。当时的局面就好像大国领导人都被一种集体自杀的意志所控制。
复杂的社会依赖精英去运行，这种运行即使不正确，至少也不能错得太离谱。当精英们失败时，政治秩序就可能崩溃，一战后的战败国就是如此。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和奥地利帝国被摧毁，软弱无力的继承者很快就被独裁者所取代。一战还摧毁了19世纪经济的两大基础：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恢复这些基础的努力导致了更多的精英失败（这一次除了欧洲精英外，还包括美国的精英）。“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在很大程度上为二战创造了政治条件。之后则是冷战——民主国家与脱胎于一战的专制国家之间的冲突。
精英失败造成的可怕后果并不令人意外。精英与民众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前者拥有权力和财产等特权；后者则获得安全——在现代社会，还有一定程度的富足。如果精英们失败了，他们就有可能被取代。取代失败的经济、政治和学术精英的过程永远充满风险。但在民主体制下，至少更换政治精英的程序是迅速和干净的。在专制体制下，这种过程往往缓慢，而且几乎总是伴随着流血冲突。
这并非只是历史。当今社会仍是如此。如果要以当今世界为背景，寻找一战的直接教训，我们在当今欧洲找不到，但在中东、印巴边境以及崛起的中国与邻国的紧张关系中可以看到。这些地方都存在发生致命误判的可能性，尽管幸运的是，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远不如100年前那么有市场。今天的世界大国都认同这样一种观念，即和平比战争的虚幻收益更有利于繁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不会再遭遇精英失败。相反，西方正在经历精英失败，只是这些失败属于对和平管理不当，而不是引发战争的失败。
这里有三个显而易见的失败。
首先，经济、金融、学术和政治精英大多误解了轻率的金融自由化带来的后果。他们错误地以为金融市场具有自稳定功能，因而允许甚至鼓励大举押注债务扩张（对金融业来说，这种押注是有利可图的）。负责政策制定的精英们未能把握这其中的激励机制，最重要的是未能把握系统性崩溃的风险。系统性崩溃的灾难性后果体现在几个方面：经济崩溃、失业率飙升以及公共债务出现爆炸性增长。负责政策制定的精英们因未能阻止灾难发生而遭受质疑，金融精英们因需要接受纾困而遭受质疑；政治精英们因愿意拨款纾困而遭受质疑；学术精英（经济学家）因未能预测危机来临、也未能在危机爆发后形成应对共识而遭受质疑。纾困是必要的，但人们正确地认为，当权者牺牲了纳税人的利益来纾困有错的一方。
其次，过去30年期间出现了一个全球化的经济和金融精英阶层。这些人在自己与母国的关系上越来越超然。在此过程中，凝聚民主国家的纽带——公民意识——被削弱了。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范围狭窄，加剧了上述趋势。因此，当今社会日益趋向一种富豪统治体制。民主国家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因此一定程度的富豪统治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永远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如果广大民众认为，经济精英们表现平庸却能获得丰厚回报，而且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在出现问题时还希望获得纾困，那么社会的纽带就会断裂。我们可能正处于这种长期衰落的开端。
第三，缔造欧元意味着，欧洲人让自己的事业超越务实的范畴，进入关乎人们切身利益的领域：自己的货币的命运。在欧洲人当中，没有什么事情比围绕他们的货币如何被管理（或不当管理）更容易引起摩擦了。很可能无可避免的金融危机，造成了大量尚未解决的问题。遭受危机冲击的经济体的经济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严重衰退、极高的失业率、大规模外向移民和巨额债务负担。这都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人们关注最少的是欧元区的制度性紊乱。在欧元区内部，权力集中于债权国政府（主要是德国）和三个未经选举产生的官僚机构——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欧洲央行(ECB)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遭受危机打击的国家的民众对这些机构没有任何影响力。对这些民众负责的国内政治人物也没有权力。这种权责分离破坏了民主治理的核心理念。欧元区危机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体制上的。
这些失败虽然与1914年的愚蠢行为没有可比性，但它们都很严重，足以导致人们对精英产生怀疑。结果是西方各国滋生愤怒的民粹主义——主要是右翼的仇外民粹主义。右翼民粹主义者的特征是他们会砸烂一切。如果精英们继续失败，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愤怒的民粹主义者的兴起。精英们需要做得更好，否则愤怒情绪可能会吞噬我们所有人。
译者/邹策
基辛格告诫：西方对中国傲慢是错误的
2014-01-23 10:41:16新华社-参考消息 参与评论(10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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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张
资料图片：2013年5月21日，在美国纽约，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纽约亚洲协会演讲。新华社记者王雷摄
参考消息网1月23日报道德国《时代》周报网站1月21日刊发题为《对中国傲慢是错误的》的文章称，19日，赫尔穆特·施密特在汉堡补过了自己的95岁生日。其中一大政治话题是这位前总理明确希望探讨的“中国和西方”。他与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德国前驻美大使沃尔夫冈·伊申格尔和经济学教授亚丝明·梅-易·法格尔就该话题进行了45分钟讨论。
施密特和基辛格都是在1971年结识中国的。时任联邦德国国防部长的施密特当年对东亚地区进行访问。回国后，他建议总理勃兰特与未来的世界大国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72年，这一建议成为现实。同样是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两次造访北京，为尼克松总统访华铺路。近年来，施密特和基辛格都撰写了有关中国崛起的著作。
文章指出，这是一次快速崛起。中国在20年时间内迎头赶上，而西方为此用了200年。中国在国内生产总值上已经超过德国和日本，紧追美国。中国拥有3.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其经济在长达10多年时间里以年均9%到11%的速度增长，虽然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有所放缓，但增速仍令人印象深刻。很快，按国民生产总值——但还远谈不上按人均收入——计算，中国将再度恢复其直至19世纪30年代的角色：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文章称，中国如今是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它的经济崛起必然带来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影响。它有可能变成紧张制造者，也可能成为制衡力量。中国将在南海以及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表明它趋向何方。 无疑，不论基辛格还是施密特都警告不要对中国采取傲慢态度和过激反应。他们认为，与避免远东出现新对峙甚或军事冲突的必要性相比，实现人权是第二位的。施密特指出，和平比人权更重要。基辛格对此表示赞同：国家领导人必须对短期可以实现的目标和需要时间才能结出的成果加以区分。他建议一种“协同进化”，即发展的同时相互靠近。
文章称，两位友人的对话让人想起1896年6月俾斯麦与到访的清朝直隶总督李鸿章的一段谈话。后者问：“我们怎样做才能在中国进行改革？”俾斯麦回答：“最主要的是，如果最高领导层有改革的魄力，就能做成很多事情；如果缺少魄力，则一事无成。”
文章说，如今，全新的“最高领导层”已在中国掌舵。“我们祝愿他们不仅拥有改革的魄力，也能瞄准正确方向：对内以法治国家和先进的民主化为目标，对外则着眼于合作、宽容与和解。”德国前总统里夏德·魏茨泽克20年前所讲的一句话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适用：“中国的成败影响整个世界。
评论：过滤过的东西，自我陶醉得很哪
2014年01月08日 07:20 AM2014年三大宏观经济问题Fulcrum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 加文•戴维斯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在我们进入2014年之际，发达市场股市长达5年的牛市仍然动力十足。最近，我提出股票目前看上去估值偏高，但高得不算离谱。我还提出，牛市的未来可能取决于全球GDP何时遭遇供应面制约，迫使全球货币状况真正收紧。 今天，本博客将对三个重要的相关问题进行总结性点评：美国的供应面；中国控制信贷泡沫的努力；以及欧洲央行(ECB)认为欧元区不存在通缩兆头的观点。这三个问题中，至少有一个可能在宏观上决定2014年及以后的经济走势。
1. 美联储(Fed)何时将开始担忧美国的供应面制约？
考虑到美国2013年财政紧缩幅度相当于GDP的1.5%，美国迄今主要担忧的问题一直是，需求可能不足以支撑GDP产生可接受的增速。但眼下情况似乎在变化。2014年，美国财政紧缩幅度将仅相当于GDP的0.4%，而人们普遍预计GDP增长将超过3%，远超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目前估计的潜在产出增幅——约2%。
许多经济学家表示，经济衰退导致的一些失业者提前退休和资本支出水平低下，至少暂时地抑制了潜在产出（或称“供应”）的增长。事实上，经济总需求(AD)面和总供应(AS)面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模糊。
这一动向让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这样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失望——克鲁格曼声称，清晰地区分AD和AS曲线分析仍然至关重要。我这一代经济学家在滞胀的20世纪70年代接受教育，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同克鲁格曼等人的这个观点。克鲁格曼阵营还认为，事实将证明，长期的供应潜力将远超目前的GDP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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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O估计，潜在GDP比当前实际产出水平高6%左右。这无疑意味着，美联储可以将初次提高短期利率的时间大大推迟（眼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多数委员倾向于认为这个时间将在2015年）。发达世界通胀水平极低、并且还在不断下降，这无疑也为推迟这一时间提供了理由。
但令人意外的是，美联储内部一些人士却开始倾向于认为，衰退可能已永久性破坏了劳动力参与率，从而也永久性破坏了供应潜力。此外，失业率也有望大大早于2014年底降至6.5%的阈值以下。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领导下的美联储是否希望将首次加息推迟到2015年底之后，以及一旦金融市场试图押注于提早加息，美联储是否愿意像2013年夏天那样予以反击？我认为，上述两个问题答案均是肯定的，但在2014年结束之前，双方可能会在这条战线上发生若干次小冲突。事实上，第一场冲突可能已近在咫尺。
2. 中国是否能控制信贷的过快增长？
现在人们的共识是，中国的长期增长率已挥别之前那种每年保持在10%以上的好日子了。但对于中国长期增长率未来将稳定在何种水平，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乐观的，以罗思义(John Ross)备受推崇的博客为代表。这种观点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来注重资本投资的做法是正确的，这在未来也仍将是一项成功的战略。罗思义指出，只要年均增长率在2020年前的这几年里能达到6.9%，官方在2010至2020年间将实际GDP翻番的目标就能实现。在他看来，这是轻而易举的事。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将实现向消费拉动型的转型。这将助中国经济走出信贷泡沫，实现完美软着陆。
另一种看法是悲观的，以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的文章为代表。佩蒂斯数年来一直警告称，如果要走出信贷泡沫、实现经济软着陆，中国经济在长期内都只能保持至多5%的增长率。为将GDP增速维持在可接受的水平，当局只能再三放松对信贷增长的限制。这表明当局的以下两项目标之间存在冲突：一是允许利率市场化，二是在不导致经济硬着陆的前提下控制信贷泡沫。
正如我最近所提出的那样，迄今尚无迹象表明中国的信贷增速已经低于名义GDP增速，而看上去已然存在泡沫的房价和地价仍在加速增长。迄今为止，对中国GDP持乐观态度的一方对多错少，考虑到中国的特色，长时间的软着陆似乎仍是可能性最高的情况。但控制信贷所耗费的时间越长，硬着陆的概率就越高。
3. 欧洲央行会突破零利率下限吗？
无论是用长期停滞还是“日本化”来形容，欧元区仍然深陷困境——增长疲软、通胀率不及目标。近期欧元走强，将使情况进一步恶化。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本周曾表示：
“我们目前没有观察到任何通缩的迹象……但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不能让通胀率永远停留在1%以下，并因此滑入危险区域。”
这似乎与欧洲央行“低于但接近2%”的通胀目标不完全相符。与此同时，德国央行(Bundesbank)在刚刚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胸有成竹地否认了欧元区存在任何通缩风险。报告还称，受困经济体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下降，事实上是一个好兆头，显示欧元区正在进行必要的内部再平衡。
只要欧元区经济继续复苏，市场便可能倾向于接受这个说法。在全球增长强化的背景下，欧元区继续复苏的可能性很大。
但如果欧元进一步升值，可能会最终迫使欧洲央行，使出美联储等央行近年来用过的一招——突破利率零下限。德拉吉已反复表现出，他有能力摆平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涉及的种种复杂政治问题，但预防式行动眼下看上去可能性较低。事实上，德拉吉或许需要一场市场危机，才能让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ECB Governing Council)内部团结起来。
以上便是全球宏观经济的三大问题，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在2014年成为焦点。在我看来，不妨说中国目前似乎是最令人担忧的，但究竟是不是这样，且由读者自行分辨。
本文作者是Fulcrum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在FT.com网站上撰写有关宏观经济的博客
译者/何黎
2014年01月22日 07:24 AMIMF就全球经济弱点发出警告英国《金融时报》 克里斯•贾尔斯伦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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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昨日表示，随着今年全球经济的增长势头如预期般转强，较弱的新兴经济体面临着资本突然外逃的风险。IMF表示，尽管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如预期一样在加快，但世界“仍未脱离险境”，在欧洲和美国，人们日益担心出现通缩，而一些新兴经济体则存在脆弱性。
上述警告发出之际，IMF刚刚将2014年全球增长率预期调高了0.1个百分点。IMF现在预测，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为3.7%，按照这个数字，全球经济将在去年增长3%的基础上延续复苏态势。
英国经济复苏势头再次出乎IMF的预料，IMF将2014年英国的增长率预期调高了0.6个百分点，至2.4%，上调幅度超过其他任何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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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2014年全球经济预测（该预测反映了自去年10月以来发布的数据）做出更新时，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耶•布朗夏尔(Olivier Blanchard)表示，全球经济复苏情况迄今基本符合预期。
他说：“复苏势头增强的根本原因是，限制复苏的制动装置逐渐被松开。财政整固对经济的拖累日益减少。金融体系正在缓慢恢复健康。不确定性日益减少。”
但IMF重申了它对此轮复苏脆弱性的长期担忧，警告各国央行不能“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撤销货币刺激。在谈到美联储(Fed)缩减资产购买的计划时，布朗夏尔表示，此举可能“在许多国家引发复杂的资本流动”，此外，“去年的证据显示，宏观框架脆弱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受到的影响可能最为严重”。
IMF强调了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此前表明的担忧，警告称，发达经济体必须严防通缩这个“恶魔”。
译者/阑天
评论：拉加德不小心说漏了嘴，把法国的烦心事说成是发达国家的。
再把谢国忠的文章发一遍
2014年01月10日 07:44 AM泡沫破裂后中国将迎来长期增长独立经济学家 谢国忠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了一份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要在2020年以前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转为主要依靠市场力量而非政府来进行资源配置。但这一计划一推出，就面临着当前脆弱经济局面的阻碍。自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依靠巨大的房地产泡沫来为主导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提供融资。雄心勃勃的结构性改革通常会带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放缓。而如果在经济泡沫期施行结构性改革，则可能导致经济增速显著下滑。正因为此，金融市场才一直在关注泡沫破裂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而非成功推行改革计划可能带来的好处。如果企业因预计未来需求增长而扩大投资规模，无痛改革是可能的。这股力量可以抵消改革带来的收缩效应，甚至推动经济增长。在中国改革国有企业、实行住房私有化，并在上世纪90年代末决定加入世贸组织(WTO)时，企业界以规模庞大的投资作为回应，很快吸收了经济结构调整导致的所有负面影响。不良贷款，主要是前一个过度投资周期留下的地产和矿业资产，很快在快速经济增长的拉动下变成了优质资产。很多人希望，企业界这次也能做出同样的反应，在提振经济的同时使改革变得不那么痛苦。
我怀疑，中国可能无法重现十几年前的经历。在改革措施实际推行以及经济泡沫缩小以前，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投资反应。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及较低的出口市场份额。外国直接投资一直在等待一个信号，以大举涌入中国市场，利用上述有利形势。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正是跨国公司企盼的信号。如今中国的出口市场已经饱和，产能过剩在绝大多数行业普遍存在。因此，即便政府能将经济从投资导向调整为消费导向，企业也不会急于在短期内扩大产能。如果要等待经济形势好转才开始改革，则很可能需要等待很长时间。
等待是有成本的。中国经济泡沫的核心问题在于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以及银行结成的铁三角。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通过竞价拍卖推高土地价格，银行则向这两者发放贷款，并将价格飞涨的土地作为抵押物。由于土地价格的上涨速度远远快于经济增速，信贷集中流向了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受这两者运用资金的效率低下影响，通货膨胀水平上升，这等同于对所有居民征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信贷集中与通货膨胀的螺旋上升模式正变得摇摆不定，因其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自2008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所占比例已经上升了超过10个百分点，并突破了50%。
在最近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控制债务风险被列为了2014年的首要政策目标。其实质必然是阻止泡沫经济继续发展。若非如此，债务风险还将上升。压缩信贷泡沫的关键在于，阻止地方政府以土地为抵押物借入更多资金。即便银行在向地方政府发放贷款时已经变得愈加谨慎，地方政府还是可以通过影子银行体系融资。因为地方政府不介意支付高利率，并坚信中央政府将对它们施以救助，金融市场手段对其并不适用。中央政府必须就其在救助问题上的立场做出明确表态。我相信，2014年中央政府将会表明立场，这将导致多数地方政府出现大幅信贷萎缩。由于地方政府支出是驱动经济的主要引擎，经济可能显著放缓。
但经济下滑完全不会威胁到中国的社会稳定。目前劳动力紧缺的状况普遍存在。经济下行将给通胀压力降温，并降低生活成本，进而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鉴于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持续存在，解决方法在于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扩大白领工作岗位的用人需求。
2014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可能不会太好看。意见领袖们或许会将其称为中国增长神话的终结。我的观点正好相反。多年来，我一直在提醒大家注意中国的经济泡沫。当泡沫破裂时，我们迎来的只会是更好的明天。中国的未来是光明的。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与发达经济体相当，而工资水平仅为其七分之一。目前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仅为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十分之一。消费需求与生产率上升的良性循环将在未来20年稳稳持续。只要中国经济体系的效率并非过于低下，中国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在2030年之前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我认为，当中央政府拿出一套改革金融体系的方案时，就将标志着当前经济周期见底。接下来的结构性改革将使中国经济变得更有效率，并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在此之后将出现一个长的增长周期。对于投资者和企业来说，关于中国的坏消息其实是好消息。
注：本文作者谢国忠(Andy Xie)是驻上海独立经济学家和咨询师。
译者/马拉
2014年01月13日 07:25 AM深刻反思一战教训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吉迪恩•拉赫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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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历史能否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当下面临的问题？如果能的话，今年的一战爆发百年纪念活动，可能为全世界带来一项巨大的福祉——促使当代政治家更多地反思萨拉热窝事件，少花些时间担心“慕尼黑危机”。当然，“萨拉热窝事件”和“慕尼黑危机”分别是指一战和二战爆发前的两场外交危机。然而，这两起事件一直被用来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外交事务处理方法的依据。如果领袖们警告人们要严防“慕尼黑危机重演”，那么他们几乎绝对是在主张对挑衅行为采取强硬手段——通常是通过诉诸军事手段。但如果领袖们提到“萨拉热窝”，那他们就是在提醒人们要严防战争爆发。
史学家通常认为，在1938年慕尼黑危机中，英国和法国对希特勒(Hitler)的姑息是个严重的错误，这种绥靖行为导致了大战的爆发。相形之下，1914年夏天，奥地利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后引发的一连串事件，让大多数历史学家感到震惊——他们惊异于欧洲居然那么毫无顾忌地就滑向了战争。在讲述一战爆发的引人入胜的新书《战争终结和平》(The War that Ended Peace)中，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哀叹道：“1914年世界政坛的所有关键人物中，没有一个称得上是伟大和富有远见的领袖，没有一个有勇气挺身而出，抵挡住把世界推向战争深渊的压力。”
或许是因为二战距离今天更近，自1945年以来主导西方思维的是“慕尼黑”。去年夏天，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就采用了“慕尼黑”思维。他说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一事无异于一场“当代慕尼黑危机”，并呼吁西方对阿萨德(Assad)政权发动导弹打击，以必要地展示决心。
事实上，“慕尼黑”思维曾在无数事件中导致西方领袖做出错误决策，但这看上去并未影响这种思维的流行。1956年，时任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他曾明确反对最初的《慕尼黑协定》）以绥靖政策曾导致希特勒崛起为由，与埃及总统纳赛尔(Nasser)针锋相对，并派遣英军参与了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也以防止慕尼黑危机重演为由，继续积极介入越战。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支持者也以同样理由，呼吁对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采取军事行动。在所有这些例子中，西方都毫不手软、坚决果断地使用了武力。但事后看来，这些冲突都是大错特错的。
相形之下，在1963年，古巴导弹危机几乎让美国和苏联发动核战争之际，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没有像顾问们强烈建议的那样采取军事行动。肯尼迪参加过二战，也经历过慕尼黑危机。但在做出决定的那一刻，盘旋在他脑海中的或许正是萨拉热窝事件。麦克米伦指出，在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前不久，肯尼迪在读的一本书是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的《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讲述一战的经典之作。
环顾当今世界，萨拉热窝事件重演的危险，看上去比慕尼黑危机重演的危险更迫在眉睫。没有哪位独裁者威胁要横行国际——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的野心似乎只局限于在叙利亚继续执政。但如同1914年前不断崛起的德国与周边邻国发生对抗一样，如今正在崛起的中国也与多个邻国——特别是日本——发生了争端。
昔日战争的惨痛记忆损害中日关系，正如一个世纪前，普法战争（1870年-1871年）的记忆让德国与法国积怨难消。1914年，当时的传统世界霸主英国之所以被卷入战争，正是因为它与崛起中的德国互为对手、并且与法俄结为了盟友。如今的危险是，因为担心中国的崛起，与日本结盟的美国可能被卷入亚洲的冲突。
1914年，各国领袖迫切地想要展示强大力量、保护自己的“荣誉”（用当今的说法就是“信誉”），因而无法从冲突的边缘抽身后退。假如中日紧张关系再次升温，反思萨拉热窝危机，或许能让当今的领袖避免落入同样的陷阱。可惜，当今许多政治领袖在和对手国打交道时仍然怀着“慕尼黑心态”。在东中国海问题上，中国和日本都将不甘“示弱”，双方都不打算退后一步。美国也担心，如果不拿出强硬姿态，将有损于它的“信誉”。奥巴马(Obama)政府的一名高官去年曾对我解释说，尽管他觉得中方反对美国海军在靠近中国海岸的海域巡航可以理解，但美国无法停止这类巡逻，因为这会显得软弱。
这是4岁孩子在集体游戏中的逻辑，大人常鼓励他们不要这样想。但遗憾的是，这种逻辑似乎仍在主导着人们处理国际事务的思维方式。
要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慕尼黑心态”，需要真正转变思维方式。今年应当会有许多关于一战的纪念活动，如果能促使世界各国领袖采取更温和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对手国，这些活动或许就能达到这个目的。一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正处于一个重要时刻——眼下东亚局势趋于紧张、中东冲突也在扩散。希望这波纪念活动能为全世界带来一些福祉。
译者/吴蔚